2026年9月10日凌晨，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iPhone Duo在秋季发布会上正式亮相。两个小时后，罗永浩在微博上连发七个“抄的”：“折叠机形态？抄的；屏下摄像头？抄的；矮胖的阔屏比例？抄的；侧面Dock？抄的；外屏/内屏无缝接力？抄的；多角度悬停？抄的；钛合金3D打印铰链盖？抄的。”他甚至连苹果的屏幕优化方案都没放过，斥之为“百分之百的屎上雕屎”。
但华尔街似乎并不在意罗永浩的愤怒：发布会后至少7家投行更新评级，多数维持正面，高盛给出折叠iPhone年内最高3500万台出货预期。不过，美国最大的独立投行之一Jefferies，是这场多空博弈中最坚定的空方。发布会当日，苹果股价盘中一度蒸发约900亿美元，最终微跌0.28%；次日却直线拉升，收盘大涨3.56%。一边是产品原创性的激烈质疑，一边是资本市场的冷静算账，苹果到底是在变得平庸，还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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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发制人还有效么
罗永浩骂的是“抄”，但比抄袭争议更值得投资者警惕的，是另一个事实：一个曾用iPod重新定义音乐播放器、用iPhone重新定义智能手机的公司，在折叠屏上等了整整七年才进场。这不是产品问题，是战略问题。
苹果的后发制人，历史上确实屡试不爽。iPod之前，MP3已经铺满货架；iPhone之前，黑莓和诺基亚已经教会世界什么叫智能手机；Apple Watch之前，Pebble已经证明手腕上可以有一块屏幕。苹果从来不是第一个做，而是做得最对。但这次不同。iPod、iPhone、iPad、Watch的后发，发生在交互方式尚未定型时，苹果用软硬一体重新定义了人机关系。折叠屏的后发，发生在硬件形态已被三星、华为反复验证之后。苹果要回答的不再是“折叠屏应该长什么样”，而是“折叠屏还能多做什么”。这是“定义品类”和“优化品类”的区别。
这种区别，在苹果内部的路线摇摆中体现得很清楚。苹果工程师早在2016年就开始研究折叠屏，但项目长期方向不明。苹果硬件工程团队在2019年三星推出首款Galaxy Fold之前，就已经在研究折叠设备的概念，但管理层一直在争论：到底该做折叠iPad还是折叠手机。折叠iPad项目一度被内部一些人视为更优先的方向，由后来的新任CEO约翰·特努斯亲自主导，定位为平板与笔记本的跨界产品，屏幕尺寸达到18至20英寸。而折叠iPhone则被视为风险更高、但市场潜力更大的选择。两条路线各有支持者，导致项目长期缺乏一个明确的“主攻方向”。
转折发生在2020年，库克结束亚洲之行后“异常兴奋”，看到三星、华为折叠屏在中国等市场快速普及，回国后亲自拍板，将项目从折叠iPad转向折叠iPhone。库克通常不参与新品构思，这次亲自推动，说明折叠屏在他看来不是探索性项目，而是必须拿下的战略产品。而这个项目交到特努斯手上，并非偶然。iPhone Duo研发历时八年，特努斯在担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期间直接参与其中。早在2011年，他就已在一项可弯曲电子设备的专利上署名。技术储备早已存在，战略决心却迟到了将近十年，这恰恰是问题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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